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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曹伟明:从“上海第一人”到“上海第一房”,崧泽文化藏着哪些秘密?

2019/9/11 21:24:03

思想者|曹伟明:从“上海第一人”到“上海第一房”,崧泽文化藏着哪些秘密?

 

【编者按】上海正在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就文化品牌打造而言,必须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上海市文联委员曹伟明研究员长期从事崧泽文化、福泉山文化、青龙镇文化、吴越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研究。在他看来,崧泽文化是我们与上海先民沟通的精神通道,也是我们满怀自信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走向未来的坚实根基,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之源”。以下是他在上海海派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晶,文化是用来以文化人的容器,文化更是支撑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当历史的尘埃落定,许多喧嚣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唯有先进的文化会长留世间,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温暖和慰藉。崧泽文化是我们与上海先民沟通的精神通道,也是我们满怀自信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走向未来的坚实根基。

 

上海六千年的文化源头

考古发掘崧泽遗址,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存,确定崧泽遗址的颁布范围。

“先有崧泽村,后有上海城”。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村落到集镇再到城市的过程。距今六千年前,在上海青浦的崧泽村,这里沧海演变成桑田,最早的上海先民凭借着他们坚定的信念、聪明的智慧,开拓进取,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谱写了古上海的历史华章,奠定了上海发展的史前文明。

 

崧泽古文化遗址,位于上海青浦赵巷的崧泽村。崧泽村,相传与东晋的名士袁崧相关。袁崧曾在沪渎一带筑城据守,抵御海上侵扰。崧泽村民为了纪念袁崧的这一壮举,把崧泽与袁崧联系了起来。其实“崧泽”应是吴淞江附近古沼泽地中的一块高爽之地。因为,远古的上海青浦濒临大海,湖泊众多,湿地广袤,上海先民择高地避水患而居。随着崧泽遗址的数次考古发现,其文化的内涵深厚广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青浦的崧泽遗址是上海乃至全国考古界著名的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确立了“上海之源”的地位,被列为20世纪我国重大的考古成果。“十二五”期间,上海市政府正式立项,在崧泽遗址上建成了一座古文化遗址博物馆,让公众共享考古发掘的成果,让上海市民寻根溯源。从1957年遗址发现至今,经过数次发掘,2004年春,在崧泽遗址上,继以前发现“上海第一谷”、“上海第一井”等之后,又发现了“上海第一人”、“上海第一房”、“上海第一村落”等重大考古成果。崧泽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早期的遗址,按地层分为上、中、下三大层。下层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代居住遗址,发现有储藏食物的窖穴、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人工培植的稻粒。上层则是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出土遗物除了有大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外,还有少量的石器和青铜小件。中层则以假山墩上的墓地为代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公共墓地。

 

“上海第一房”的发现,证明上海先民择高地而筑房,那些小巧玲珑,但通风透气性能好的茅草房,正是我们当今倡导的环保节能的宜居类型。“上海第一人”头骨的发现,为研究上海最早先民的体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经过DNA等技术的检测鉴定,头骨的主人是一名25至30岁的青年男子,这是新石器时代男性先民死亡的正常年龄,它反映了当时的营养医学条件还十分低下。而生产工具“石犁”、“石锛”、“石斧”、“石凿”的发现,说明了上海先民农耕技术的提高、生产力的改进。

 

为了驱风避寒,上海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纺织技术,他们是“黄道婆”的祖先,这在崧泽遗址中出土的陶质纺轮可以佐证。简洁的纺轮,当人手用力转动时,随着纺轮的重力和旋转,可以将纤维牵伸和加拈,随之进行编织,解决了穿衣遮体的问题,体现了上海先民朦胧的审美意识。为了丰富生活、装扮自己,上海先民还充分利用饰件装饰美化自己的生活。崧泽遗址中发现的玉玦、玉坠、玉簪、玉管、玉璜等玉器以及骨器,便是现代的“卡地亚”饰品,这些都反映了上海先民朴素的爱美情感。

 

崧泽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可分为肥短的粳谷和瘦长的籼谷,这证明了上海先民的聪明和勤劳。水稻的栽培,是上海先民对人类的贡献。崧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崧泽遗址出土的陶猪,身躯肥硕,嘴部前拱短促,腹部圆滚下坠,四腿粗短,野猪的特征荡然无存,显示了驯养的进化,使猪成为定居后的上海先民生活食用和农作施肥的需要。崧泽遗址直筒腹的最早水井的创造,不仅扩大了上海先民的活动范围,更解决了卫生用水,体现了环保意识的增强。上海先民在没有水井前,只能漂泊不定、居无定所、逐水而迁、傍水而居。然而,水井的创造,标志着上海先民已经掌握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技术和方法,不仅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人类生产生活的内容,是上海先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石犁的出土,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耕作方式,石犁的发明为犁耕农业的发展及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提供了有效的保证,是古代上海农业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而上海先民对甗的发明,相当于现代的蒸锅,则代表了一种新的烹饪方式的普及应用,它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体现了上海先民对新的能源方式的认识,更是对人类健康美食的追求,它影响、改善和提高了上海先民的生活质量。太阳神鸟则是上海先民的精神图腾,不少出土文物上的鸟头太阳的纹饰千姿百态,一以贯之,不但表现了上海先民的丰富想象力和精神崇拜的追求,更说明了六千年前上海先民“天人合一”的先进理念,以及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由宽松的空间和氛围。

 

综观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陶豆、陶杯等常见器物的文化基因,我们还可以发现,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外来其他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互相联系,具有开放的态势。由此可见,崧泽文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创新的时代,更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上海先民在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了文化的创新力和活力,使上海后来的文化发展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空间性。崧泽文化,为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的迅速崛起,更为上海现代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上海的崧泽文化,特征鲜明,先进创新,它广泛地分布于长三角地区。由于崧泽遗址的考古成果具有典型性,考古学界把这一类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崧泽文化”,所以,青浦崧泽也可说是古代江南的文化腹地。迄今为止,在吴越文化圈中,发现了类似崧泽文化遗址类型的有50余处。在长三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崧泽文化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它开创了承上启下的崭新时代。崧泽古文化遗址可谓是上海六千年前的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上海文化的源头。

 

崧泽文化的十个特征和模式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外景。

追忆历史,叩响崧泽之门,崧泽文化不仅是上海文化的源头,而且与海派文化一脉相承,富有当下上海城市精神的文化基因和人文元素。探究和分析崧泽文化的基因,对塑造上海的城市精神意义重大。考察和分析崧泽文化,具有以下十个特征和模式。

 

►特征之一:呈现以石器和玉器为主的商品贸易模式。

 

崧泽文化时期,上海先民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政治互动频繁,它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转型和升级,满足了社会的发展需求。崧泽文化的晚期,上海先民对玉石需求数量大幅增加,而太湖平原地区又缺乏足够的玉石资源,所以,崧泽时期上海地区的玉石器制造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周边地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互补交流、玉石商品贸易的社会共同体。

 

►特征之二:呈现小商品性质的经济生产模式。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石器,往往产品单调。诸如石器以锛为主,斧、钺、刀比较少。玉器以玦、管为主,璜、坠比较少。数量最多的,通常是专门化生产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使用的需要,而是用于与其他地区、部落作为商品交换。而用科技手段检测所发现的崧泽文化不同墓葬出土玉器石料的丰富多样,也足以证明崧泽文化时期,玉石器制造已呈现小商品生产的模式。

 

►特征之三:呈现犁耕和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石犁,以及燕翼形石刀(耘田器),表明了当时的上海先民已由渔猎向农业生产过渡。它意味着整个部落的所有劳力不分男女,都投入到集约化的生产中去,崧泽时期由耜耕到犁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力,精耕细作,增加了粮食的产量,还能以商品粮作为交易。

 

►特征之四:呈现商品交易记数器具的货币模式。

 

在上海的崧泽文化遗址,出土了大型的圆片形的陶器“纺轮”,底面还有精美的装饰纹样,这种形制的纺轮,很难用于丝、麻、棉纤维的捻线。它的功能类似于陶筹,用于商品交换等价物的“实物立体符号”,相当于陶钱货币。这些陶筹和陶钱,具有崧泽文化时期的特点,上海先民像结绳记事那样,将其起着计数的功能,属于商品交易的用器。

 

►特征之五:呈现商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模式。

 

上海崧泽遗址上出土的陶豆柄,应该是流水线模块协同制作的产物,它在满足上海先民的审美情趣需求的同时,提高了陶豆复杂结构的生产效率。它充分证明这一形制精美、结构繁复的陶豆是集体协同创新、流水线生产的商品。因为只有商业化生产才需要追求量产,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

 

►特征之六:呈现艺术阶层和艺术风尚的崛起模式。

 

上海崧泽文化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带有明显个性特征、富有创意的艺术品蜂拥而起。那灵动的艺术造型、古典的艺术风尚,似清新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那些脱离了日常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艺术阶层标新立异,形成了探索古典型审美艺术的新浪潮,迎合了远古社会人们对生活情趣的精神追求。诸如:鸟形盉、彩陶猪等,都是崧泽文化艺术家的杰作。崧泽文化晚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产生古典型艺术的探索动力、文化需求和经济市场。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为艺术家阶层的形成和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而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了古代上海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上海先民对于审美精神的需求。

 

►特征之七:呈现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商品生产的互补模式。

 

从考古的发现看,崧泽文化是一个圈。上海地区的商品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而周边江浙皖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比较发达。然而,同样的崧泽文化地区也各具特点。皖江两岸作为“崧泽文化圈”的西部边缘,商品经济处于低端,满足砍伐、斫木的石器为主打产品,它与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核心区高端的玉石器生产,形成了产品与市场的互补。而农业经济欠发达的皖江两岸,则依赖低端的石质木作工具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为主,换取粮食来维持生存。

 

►特征之八:呈现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异化的社群和氏族模式。

 

崧泽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让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和复杂化。社会的分工和技能群体之间的差异造就的“贵族”,往往是原本善于治玉的能工巧匠。崧泽文化时期,社会上层(或称领导层),大多是由手工业和商业精英产生的。崧泽文化圈及其商品经济贸易圈的形成,成为社会工商贵族精英涌现和社会分层形成的途径,凭借自身超群的手工艺技艺和商品营销技巧,以商品资本获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本。

 

►特征之九:呈现丰富多彩和灵动美观的艺术造型模式。

 

崧泽文化对神的崇拜,以陶器为主要载体,神的形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物象。陶器通常胎体厚重,重心居下,给人以沉稳庄重的视觉美感,陶器的各个部位都匠心独运、灵活多变、注重装饰、善于创新,富有独树一帜的曲线美和韵律感,如束腰觚形杯、竹编纹陶罐、双层镂空花瓣足陶壶等。上海先民把丰富的陶器装饰,演绎得别有情趣,让优雅的凹凸流线和舒适的手感完美结合,将美的元素融到日常生活生产的器具中去,使精致和华丽成为崧泽文化器物独有的特征。

 

►特征之十:呈现风格新异、时尚浪漫的创意模式。

 

崧泽文化的陶器、玉器、石器、骨角牙器的器物之美,既有以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的传统元素,更有创新创意的时代风尚,尤其是造型特异、富有浪漫气息的动物和自然界仿生类的陶器和异形陶器。诸如:陶猪、猪形匜、三口联体陶器等。加上精细慢轮修造、刻画镂孔、彩绘堆塑等装饰工艺,集中体现了崧泽文化最高精尖技术的创意成果和工艺成就。

 

自由开放是崧泽文化的总体基调,包容汇聚、融合吸收、创新创意、自我更新都是崧泽文化的先进基因,它是上海历史文化的源头,更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底色。

 

文化自信,营造城市发展的软实力

墓葬属于崧泽文化偏晚或最晚阶段。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自信,是深沉而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首先,上海六千年彰显的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文明是文化的结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一时一世来看,文化的力量也许弱于物质的力量,然而,从长久的意义上看,文化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上海六千年的崧泽文化,至今仍历久弥新。

 

上海崧泽古文化的丰富内涵,凝聚了上海先民开拓进取,不断创业、创造、创新的城市精神。它注重和谐,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它海纳百川,接纳包容外来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交流合作,集成创新,这种精神在当代日益得到重视。诸如从“和而不同”到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从倡导礼义廉耻的伦理观到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到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坚持,都是上海六千年先进文化基因最有力的现代表达。

 

其次,上海六千年彰显的文化自信,源于清醒的文化自觉。

 

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出现了文化失落、道德滑坡等现象,如果我们缺乏清醒的文化自觉,必然在巨大的浪潮中迷失方向,陷入徘徊不前的怪圈。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形成过程和在生活中的作用。

 

我们在继承上海六千年文化的同时,既要满腔热情,更要理智冷静,批判吸收,深刻反思,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善于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要实现文化自觉,对当下的文化生态要整合优化,进行清理、修复和培植,理性和批判地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倡导下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不能照单全收,善于质疑和追问,吸纳其合理的因素,杜绝其负面的效应。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展其长,相互交融,才能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第三,上海六千年彰显的文化自信,源于强烈的文化担当。

 

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必须要有强烈的文化担当,以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的全面进步。上海要有自己的发展与建设的文化设计,有推动城市进步的文化力量。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制定好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加快形成自己的海派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好文化安全,拓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我们应责无旁贷地推动文化发展,让文化发展成为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既要政府引领推动,又要让群众广泛参与,共同创造,人人享有。制定和完善文化政策,让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比翼齐飞。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人要有文化担当。不仅要投身于文化建设,更要塑造自己的文化人格,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社会风尚。

 

第四,上海六千年彰显的文化自信,源于先进的文化建设。

 

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谁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意味着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因此,上海应该致力于先进的文化建设,在更高的层面上展现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

 

一是要着眼于“以人为本”和“以文化人”,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人格修养。二是要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完善文化人格。注重家教家训家风,培育良好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和社会风气。三是主动融入世界文明潮流,激发文化创造的活力。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是当今时代的大趋势。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让上海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推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上海文化建设彰显的文化自信,要源自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它是一个城市文化力量的展现、文化底蕴的展示、文化底气的表达、文化气息的传递。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气谦和、开明睿智”要融入市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习惯、道德标准和处世态度之中,从而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传承性。

 

如何把文化品牌打造成为一座城市的金字招牌,承载起上海城市的精神品格和上海市民的理想追求,让上海的名片更闪亮,让市民的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城市应有的追求和品质。

 

上海以崧泽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作为城市的战略资源,源远流长,带来了不竭的“红利”。在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发展和建设中,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日趋交融,新的海派文化已成为上海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元素。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提升文化软实力,抓住上海“文创50条”的实施契机,利用好“改革红利”,加大整合力度,加强文化创造,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深入挖掘历史遗存、名人故居、历史故事,运用新媒体、新载体等有效途径,充分展现上海的城市记忆、文脉基因和鲜明特色。发挥历史文化遗迹和上海文化名人等效应,塑造好上海文化的新形象,让上海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最大化,提升上海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总之,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好上海六千年崧泽文化的先进基因和上海市民代代相传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让上海的城市精神与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进步。


【思想者小传】

曹伟明,现为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国家文化部专家库成员、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项目评审专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崧泽文化、福泉山文化、青龙镇文化、吴越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上海文学艺术奖、国家文化部“群星奖”获得者。(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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